第13章 民主：抒情诗与施工

下愚”，与商鞅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”一说相近，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贤儒圣主。他们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，天真构想不无可疑，但他们承认民众弱点的态度却不失几分片面的诚实，至少在涉专事务范围内可资参考。人们在“文革”期间质疑工宣队和农宣队全面接管上层建筑，在市场化时代质疑用市场包括部分工农兵在内的消费者来决定一切，特别是决定人文与科学的价值选择。他们只是受制于某种时代思想风尚，不敢像古人那样把零散心得做成理论，说得那么生猛和刺耳。

    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，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“政治不正确”。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张“精英加权制”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“政治不正确”。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，说出口就是愚蠢，就是自绝于时代——不拍民众的马屁，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？一个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如何能这样业余和菜鸟？贵族统治时代早已成为过去，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须随之改变。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现代领袖，无论他们是高喊“人民万岁”还是高喊“民主万岁”，其实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，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，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。这当然没错。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基点，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，是一切恶政和暴政终遭天怨人怒的裁判标尺。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还需要提出：

    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？

    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？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？

    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，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。

    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得上